首先，谨此恭喜你，〈最后的共产党人〉的一场特别首映礼成功在国家电影发展局举行了。即便是出席嘉宾不多，对于独立电影界而言，甚至扩大到文化界艺术界亦然，由官方机构那麽瞻前顾后又慎重其事地呈现一件本地创作，何尝不是一项创举呀！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件作品经已在国外的一些电影展播映过了，原定此时分别在隆、槟三家戏院与艺术受众结缘。尤其让人振奋的是，它居然在未挨任何“道德剪刀”的情况下通过了审查──你的电影有反动思想吗？──至于缘何搞到像现在的窘况，恐怕只有当局者自觉酸甜。
以目前的情势来看，我不敢想像可以透过大荧幕欣赏你的新作了。有传可以从网上下载，惟开价偏高；一般说法是：不妨稍等那以发行国际猛片／禁片闻名的“茨厂街电影艺术复制品公司”将之推出市场时才去交关算了。由于还未阅读文本，对于你的叙事结构，我实在不敢乱弹。
然若从市场、宣传策略的角度言之，我便觉得你对我国政治急性躁狂症候群的心理状况之掌握，简直十拿九稳。像共产主义这个风靡好几个世代的意识形态，如今大概就只剩下一个学术意义上的符号；岂知，仅仅作为创意想像的表徵符号：“最后的共产党人”，竟是飘在艺术禁区上空的幽灵，连你也变得面目可憎了。
艺术创作最怕知音难寻。不过，某些人士过激的惊颠反应，却使你挣得不少文化资本，比方说：电影仍处于上诉阶段，大众媒体已撩起群众情绪，令到你的粉丝和非粉丝都蠢蠢欲动。你的招式，有意无意，顺风吹火，锐不可挡，不名利双收才怪。
对了，你对我们尊敬的文艺长官的观后感有什麽想法呢？
据报导：这位文艺长官直言，纵然试以纯艺术性的角度观赏，“他并不认同这部电影拥有艺术的成份或有任何音乐性，而且这部电影似乎更应该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待……”
“无论如何……”他继续说，“如果从纪录片的角度进行探讨，这部电影有令人嫌不足之处，它不像我们一般看到的‘国家地理’纪录片，也许这是制片或导演的不同。”
你原本要回避意识形态的纠缠，纯以艺术的价值层面来争取解禁，冀能重新取得先前已获准的公开播映权。
可是，现在有人批评这部片长九十分钟的音乐纪录片式电影不含“艺术的成份”──这麽一句话几乎就把创作者所付出的一切都糟蹋了，而这麽绝的批语，你相信吗，它竟然从我们尊敬的文艺长官嘴里吐出来！
经此界说，简括言之，你的创作实践沦为一件“无艺术性”的艺术作品了！在此脉络下，我们如何诉诸艺术学的规范来规范（抑或是鉴赏和批评）“一件‘无艺术性’的艺术作品”？
你不觉得荒唐吗？那些记者怎麽啦，为何在没有推敲的情形下就转译了上述不切实际的话──如何检测“艺术的成份”，所谓“无艺术性”的具体理由又是什麽？就新闻的中立性而言，他们理应予你机会针对该名长官（并非“法官”）的谈话发表意见，抑或澄清自己的创作动机和理念。
无可否认，一名创作者应当更广泛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并且通过接受者对艺术作品的反馈，以完成自我搜索与自我确证的过程。尤其是一些严正的艺术批评，更是艺术家赖以反省、突破和提升的动因；惟论述的前提莫不是必须合乎情理、可以辩证的，而且各造皆处于一种平行、双向的理性对话中。
然而，一般大众惯以戴上政治正确性的眼镜来看待某些艺术作品，他们义愤填膺，似乎都基于维护本身的价值认同，包括心理感受的狂喜、狂悲而起哄，例如：宗教狂热者对〈达文西密码〉的挞伐、民族主义者对〈Gruba〉的责诟……等等，每个人俨然是“真理的化身”。
在这种境地下，艺术家和其艺术作品总是首当其冲，或受警告，或被禁止……很多时候，类似的罪与罚根本无理可据。
相对来说，你这次毕竟不是面对那些毒舌派的个人或社团罢了。站在捍卫艺术创作自由的立场上，你和〈最后的共产党人〉必须去承受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吆五喝六（连为官者也伪善地信口雌黄了），这种政治干预本身才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批判的问题。希望你坚定意志，我在此献上衷心的祝福。
（原载《东方日报·名家》作者专栏“艺文风景”，2006年5月29及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