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睹了这一世代最为卓绝的心灵毁于精神错乱之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 1926~1997）在其著名长诗《嚎叫》第一节头一行写下了预警似的词句。且再听一听诗人任情、率性、放纵地对压迫“他们”的社会规训提出控诉：
“他们以闪烁而冷酷的眼眸透析各所大学并在主张战争的学者之间幻想阿肯色与黑暗之光的悲剧／他们因为举止疯狂以及在骷髅似的窗户上发表猥琐的祷文所以被驱逐出校园／他们只穿底裤不刮胡须关在房间，在字纸篓里焚烧他们的纸币之同时隔墙听见恐怖的声音／他们从拉雷多返回纽约途中因裸露耻毛拎着一捆大麻遭到逮捕／他们在旅馆吞火胡闹或者在天堂通道痛饮作乐，死掉，或者一连几夜不断戕害自己的身体……”
事实上，一九四五年以来，有一种反文化、反体制的思想风潮在创意社群中漫延着，他们或以金斯伯格所吟咏的狂人姿态散居在“文明都市”的各个角落，以退为进；抑或，像发了疯似的一边建构新的典范，一边又超之越之，感觉亢奋、歧异、无碍。
以纽约为发展轴心的现代主义艺术，一如流行时尚般不停地翻新花样，比方说，抽象表现、波普艺术、极少艺术、大地艺术、概念艺术、照相写实，等等，各领风骚。然而，艺术家却不甘如此罢了，为了原创性，他们仍在狭小空间与非常变化之中搜索、实验……
其中分歧最大、定义最难、且最广受訾评的，显然是阐释人类行为的艺术表现了。所谓“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亦即从“performing”（含摹仿和表演因素）和“happening”（含即兴和偶然因素）那里整合、扩展、转渡过来的。
回想当年，那些行为艺术的先驱者，常将身体当成材料来操作，譬如像在观众面前对着自己的手臂开枪、匍匐爬行在布满玻璃碎片的地板上、每隔若干分钟便往自己的阴茎切割一刀、一整年在没有顶盖的户外空间过生活，等等，通过一些并非造型意义上的演绎──“不断戕害自己的身体”，使之痛楚、流血乃至以非常态的手段去对待生命，──探求人的肉身与灵魂所能承受的极限。
当代艺术家桑迪雅戈·塞拉（Santiago Sierra）则另辟蹊径，开展出一种有异于上文所述近乎自残、自虐或者自我圣化的实践方式。一九六六年生于马德里、目前旅寓墨西哥城，这名激进的西班牙人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喜欢雇用“特殊演员”来完成他的行为艺术作品了。
比方说，塞拉专为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双年展所作的行为／录像作品《付费予一百卅三人让他们染金发》，即以每人大约六十美元的酬劳，聘请来自非洲、亚洲、东欧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非法移民把头发染成金色；此外，他亦曾付费让政治难民关／坐在纸箱里、让无业游民集体纹身甚至在录像机前手淫，等等等等。
若论创作意向的极端程度，作为一名争议性的前沿人物，塞拉的《两百四十五立方米》比起那些前辈大师们的耸动之作，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年，他在德国科隆邻近的一个小镇进行的这件行为／装置艺术，即把六辆汽车的有毒废气导入一间犹太教祈祷堂，使到整个密封的空间充满一氧化碳为止；戴上全副呼吸配备的观赏者／表演者则必须在消防员带领下方可入内，每次只限一个人，每人只限五分钟。
惟，出乎意料之外，就在开幕当天，如此骇人的“致命性游戏”，竟然召唤了大约两百人热情参与、互动演出。可想而知，这件作品还是挺受看的，从仪式性（Rituality）的审美内涵来讲，它仿佛更接近一场净化心灵的文化演练！
自然，不可避免的，《两百四十五立方米》即刻遭到犹太社群强烈抗议，他们贬责艺术家侮辱了大屠杀惨案中的受害者／幸存者，无耻地亵渎艺术创作自由，滥用消费文化模式将记忆、杀戮、死亡、罪恶等庸俗化和奇观化，甚至还强行让塞拉戴上“法西斯艺术家”的帽子，等等。
我们必须了解的是，有关建筑在八十年前便已停止作为一个宗教场所了。
一九九〇年迄今，那里还主办过一系列关于大屠杀的纪念性公共艺术项目，塞拉正是应邀来此献艺的；艺术家模拟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Auschwitz）等集中营里建造大型毒气室的暴虐行径──在这起有预谋、系统、理性地展开大规模种族清洗的历史悲剧中，逾六百万犹太人的性命被惨无人道的夺走了。──意欲催化大众本身对于非人化的现代国家主义和技术社会进行主动反思。
相对于人类与生具有的自毁性潜意识心理，桑迪雅戈·塞拉的《两百四十五立方米》可以算是疯狂的行为吗？经此一问，不自觉又陷入金斯伯格的异境里：
“……以及在乐队金色号角黑影下鬼似的爵士乐服装里死后重生，以及吹得美国赤胆忠心者为爱所受的烦恼落入一曲萨巴塔尼萨斯风呃哩呃哩啦嘛啦嘛般轰鸣乃至摧毁许多城市直到剩下一台收音机／从他们自己身体剐下来那倾注了所有心思的人生诗篇足以好好吃上一千年。”
原载《ICON风华》“疯狂”专题（2008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