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开放性就是要不怕死？

前阵子到“第三届马来西亚艺术博览会”参观去了，全场尽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展品，即便是蜻蜓点水式的到处乱走，若不用上三几个小时恐怕也没能看完。这样说好了——反正自己又不是收藏家，——我个人其实只是对那几个“展中展”比较感兴趣，其中肯定包括由ARTERI团队所策划的“Suitcase of Stuff”了。

在中文的语境里，箱子、盒子、匣子与袋子的界定是有所差异、含混不得的。但是在“Suitcase of Stuff”展区却出现了饭盒、画具匣和冷藏箱等的“挪用”，这显然已经偏离“suitcase”的本来意思了；举个例子说，在艺术的常识范围中，“oil on canvas”的“oil”岂可随便任你喜欢用“炒菜的食油”来阐释的。因此，我很纳闷，为何展览组织者没有拒绝那样的作品？

另一方面，在我个人看来，大部分的展品好像只是用各种物件（objects）和东西（stuffs）将行李箱或者手提箱等填满／叠满而已，并不见得能够激发观众从“东西vs.收纳东西的东西”的逻辑之外作其它的想象。我怀疑这支人称值得期待、干劲十足的年轻艺术团队对此结果会感到满意，遂将问题贴到arterimalaysia.com上面请他／她们帮我开解。

果然不出三天时间，他／她们——即Simon Soon和Sharon Chin，该团队的另一名成员则是Eva McGovern，——便很迅速地作出回应了。针对前一个问题，他／她们指出：一、从早前发出的公开征件启事上已经说定，举凡送展作品一概不必经过审查，因此谈不上拒绝还是不拒绝的问题；二、即使有些作品并不完全契合这个略微宽松的主题，可是大体上也没有偏离太远；三、“suitcase”不应该被当作一个知识论或如字典般的僵化定义下的物件来看待，它更像是一个框架，冀能让人展开从容的个人的艺术思考。

然而，Sharon Chin却选择了比较委婉、间接的语态答复后一个问题：“是的，我个人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她认为我忽视了这项展览的另一层涵义，“从概念上说，Suitcase of Stuff毕竟可以把任何一个想要参加马艺博会者带进来。也许观众无法从那些“suitcases”中得到什么深度的省悟，但我觉得我们已成功将一种‘爆裂’（rupture）加诸于大众的‘艺术’认知里了。”

也是一名新锐艺术工作者的Sharon表示，一项展览的总目标有时要比策展的信息来得大些，她还说，如果人们离开艺博会的时候能够明了视觉艺术不仅仅是关于那些巨型画作的买进与售出，而又曾来访和参观过ARTERI的展区，那就会将之“爆裂”得更加彻底。

借此机会再次感谢ARTERI团队的回应。说实在的，作为一名旁观者，我岂敢越过自己的位置去要求策展人对其所策划的展览内容——如“suitcase”及“stuff”等——设定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规范”！

况且，只要是稍微有经验的艺术观众，哪里会看不出ARTERI展区所展出的都是一些倾向“实验性的”、“游戏性的”、“无目的性的”甚至是连命名也略有困难的“创作形式”——有参与者还结合了艺术表演的形式呢！——所以，如果有人会感到“爆裂”或者“晕头转向”根本就不出奇了。

艺术世界有艺术世界自己一套的语言系统，习惯了这套语言系统的人，即使在所谓的“艺术空间”里头看到一堆破烂、一坨大便当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那毕竟是符合某种共识之下的艺术嘛！问题是：普罗大众是不是必须按照这套语言系统来自我调节，以便接受上述的“一堆破烂”、“一坨大便”为“艺术”呢？退一步说，艺术工作者口口声声的“开放性”又是什么？

讲个笑话：难道艺术的“开放性”就是要“爆裂”，要“撒野”，要“胡闹”，要“不怕死”吗？

All photos appeared by courtesy of Tan Nan See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2月19日）

永远在寻找一个彼岸世界

在书店那标有“特价书”的特区里翻翻看看业已形成我的消闲活动。在一片书海中逐一地又找又挑，固然耗时费力，可是自己却非常享受这个搜寻的过程与乐趣。

多年来通过此种情形下意外收获的名家著作倒是不少，例如，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家出版社出版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马币一令吉）、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马币四令吉）、199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杜维明的《十年机缘待儒学：东亚价值再评价》（马币五令吉），等等；最近又仅以马币三令吉购得了钱理群的《压在心上的坟》（“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丛书”，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本书收入大约三十篇短文、杂谈和演讲录，作者投以批判性的眼光，更熔合了自省意识的论述方式奋笔疾书，直言不讳，可视为这位以研究鲁迅著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已退休）对中国文化传统、民族历史、政治结构、社会现象的沉重的思虑。不过，宏观来说，这些篇章亦不失为一个当代人文学者对于普遍性的知识困境、精神危机乃至人生苦难充满一定清醒度的追问及寻路。

可以这么说，古往今来，知识份子无时无刻都渴望超越自己的现实处境，这尤其体现在那些生活上或者政治上的失意者所欲建构的社会蓝图中，比方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等等，鲁迅先生则将彼等统称为“黄金世界”。即便如此，鲁迅早已洞见上述“黄金世界”并非一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没有黑暗、没有叛徒、没有死亡的世外桃源，他言简意深地指出：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钱理群遂在其文章中针对这句话加以解释说：过去、现在如此，恐怕将来也如此。当然，将来的“黄金世界”里，“阔气”的标准和今天不一样，但那时也依然存在着“曾经阔气”、“正在阔气”与“未曾阔气”这样三种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免不了要斗争……鲁迅就在人们认为结束了矛盾、斗争的历史终结处，看到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以至新的死亡……鲁迅由此否定了“至善至美”的东西的存在。

如果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对于那些富有创造性的人来说大概也不坏，虽然要求彻底却无法彻底，毕竟大家已不必为了攀上“绝境”而把别人统统踩在脚下，进而让注意力转向多样性的、异质性的、革新性的概念探讨与实践行动之上。

此外，钱氏还谑称知识份子是“精神流浪汉”，并透过自剖式的笔调为其属性问题勾勒出一个模型：首先、他／她必须拥有独立意志，不顾利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鲁迅语）；其次、他／她始终不会轻易满足，永远对现状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第三、他／她的所见所闻几乎都是缺点，所以其心灵深处难免是痛苦的；最后、诚如鲁迅所说，“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他／她一直都受到社会（包括官方、商人和大众等）的制约，无法摆脱依附者的地位。

尤有甚者，或许也是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论点，则是钱氏揭示了思想者与实践者之间不但有所差距，同时也处于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中。他意识到，思想者要有想象力，要有超前性，但是个体的思想自由绝对不能不顾及群体的生存需要；而实践者却会更加注重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要有现实感，更不能没有妥协，两者务须合理分工，互相制衡，这乃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循此进一步推想，假使我们直接把带有幻想性质的社会蓝图具体化成一个实际存在的生活世界，只怕将会导致一场祸害无穷的灾难；这种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中不断重演，屡见不鲜，罄竹难书！

在钱理群先生眼里，知识份子注定是一个不知停息的思想探索者，他永远在寻找一个（不可实现的）彼岸世界，惟其“人生的境界”却远非那些对自身生存环境产生厌恨、怀疑、失望与麻木者所能够比拟的。鲁、钱两人便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