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09, 2015

誰把大家搞得疑神又疑鬼了?

原載:《燧火評論》(August 7, 2014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0807/

在閲讀風氣偏低乃至出版市場不大的馬來西亞,毋庸置疑的是,關於視覺藝術的歷史與評論文集,雖不可謂鳳毛麟角,到底還是寥寥可數的。曾幾何時,視覺藝術領域的出版品,幾乎都集中地以國家畫廊作為主要出版機構,這導致人們不假思索地便將之視作一種主流敍事,一種霸權話語;一旦這些配合展覽而出版的圖錄出現年份錯了、姓名誤植或者圖文不符等問題,上至出版單位,下至編、作者都會背上共謀篡改史實的黑鍋,一切都是那麽的「理所當然」!

比方説,國家畫廊出版、藝術家兼批評家惹札畢雅達薩(Redza Piyadasa )編著的Masterpieces from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of Malaysia2002)展覽圖錄,裡頭刊載一張插圖,亦即,由其所作的〈1969513日〉複製品之展場實況圖片,其確實性與可靠性便遭人質疑。

旅美作家歐陽文風對照另一本展覽圖錄,也是由國家畫廊出版的Vision and Idea: Relooking Modern Malaysian Art1994),並以刊於其中的作品圖像為凴,宣稱「該複製品與當年的原著不符」。這件現藏於新加坡美術館的立體作品,其表面彩繪了貌似國旗紋樣、且被一帶狀粗黑條紋劃過的棺柩造型再度公開展示之際,下方放置著一面鏡子;歐陽先生大概以為,此乃藝術家用於彌補原作之不足而添加的部份,所以衍生上述論斷。他又從這本展覽圖錄特約編輯薩巴帕迪(T. K. Sabapathy)的「證詞」(testimony)中,獲悉原作已毀,於是引申出以下看法:

……當主流在書寫歷史時犯上太多「輕微」改動史實的「小」問題,我不可能再以為是一種「無心之過」。【註1

畢雅達薩在衆人面前燒毀其〈1969513日〉原作。

創建於1958年的國家畫廊(多年前改稱「國家視覺藝術館」),儼如一座大型檔案庫,其多年累積下來的豐富典藏與諸多出版,確證了現代藝術取徑這個地方自我演化、流變的現實存在;藝術家創作了大量的心靈圖像和記憶形體,而許多寫作人也藉著文字的實踐而留下寶貴的成果,使得後來者能夠透過這些歷史材料拼湊、追索乃至洞悉當局逾半個世紀以來的「神話製造」(myth-making)。

就檔案學的基本定義來講,檔案就是有系統地收集、分類、整理之後妥善地收藏在某個建築空間裡的文件或物件,其中包含文字及圖像兩種資料形式。檔案建構則又直接跟權力與資源有關:資料如何取得、分類、貯存、且能否方便大衆使用,更重要的是誰擁有這些檔案的保管權,等等。現代分類體系乃是整合了政治支配和社會劃分的知識生産,像國家畫廊這個公共機構不斷引發爭議的,無非就是保存其中的文獻資料是否具有客觀性、完整性及重要性的原則問題。

換個方式說,檔案建構不免又涉及了人為失誤、忽略、排除等因素,因此,某種近乎神話似的權威敍事(authoritative narrative)有系統地抑或誤打誤撞地被製造出來,甚至不經批判地轉相沿襲,傳誦不輟,而此間藝術史的研究或書寫恰恰仰賴大量出自其間的檔案資料。

馬來西亞國家畫廊(舊址)建築外觀。
(來源:許元豪先生)

話説回來,薩巴帕迪與已故畢雅達薩(1939-2007)和賽阿末加瑪(Syed Ahmad Jamal, 1929-2011)三人可以説是現、當代馬來西亞視覺藝術發展過程中,從事資料收集、整理以及歷史詮釋工作的佼佼者:前兩人合著了Modern Artists of Malaysia,委實一項開拓性的書寫實踐,該書於1983年由國家語文局出版;後者則曾任國家畫廊信托理事會成員達六年之久(1976-1982),然後領導國家畫廊整整八年(1983-1991),更是歷屆Young Contemporary Award評審團委員(1975, 1981-1990),同時身兼各種類型、規模的展覽製作者,他在1995年獲頒國家藝術家獎,其貢獻和影響均不可忽視。

時值「Tuan Syed」掌舵時期,亦即1988年,適逢國家畫廊創建三十周年紀念,當局特別策劃了一項大型展覽:Balai Seni Lukis Negara 58-88,有關項目由館長本人親自出馬,帶領一個以其十二名同事為班底的策展團隊。配合這項慶祝活動,國家畫廊也出版了一本圖文並茂的專刊,收入其中的包括許多罕見的檔案,例如,畫廊成立以來的各項活動照片、當局所辦國内外展覽清單、收藏於資料室的剪報影印、歷屆信托委員會成員名單,等等,莫不是研究者眼中珍貴的史料。

Balai Seni Lukis Negara 58-88展覽圖錄封面。
(來源:www.aaa.org.hk

不過,從今天的視角來看,某些環節、做法還有待商榷。舉個例子:展覽畫冊中刊出國家畫廊所舉辦之各項展覽與競賽活動的作品圖像,比方説,Salon Malaysia19691979)、Landscape Malaysia1972)、Man and His World1973),等等,全以一頁一圖的固定模式呈現,在它們當中,某些是獲獎作品,某些或為參展作品,可惜都沒有附上任何説明。

像首創的Salon Malaysia分成油畫、蠟染、雕塑、水彩、版畫等五個組別,每組各有五人贏獎,加上特別獎三人,共計二十八人上榜,怎麽是油畫組頭獎作品成功出位?而Landscape Malaysia賽會明明由李健省(Lee Kian Seng)與畢雅達薩兩人共享大獎,編輯者選擇性地捨前者而取後者,其標準與依據何在?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次屆Salon Malaysia的頁面上,惟此次賽會不再依媒介分組,榮獲首獎者則共有三人,為何最終僅有一人獨領風騷而已?

再説,附錄於後的歷屆The Young Contemporaries1974-76, 1981-88)名單中,得獎者的姓名拼寫更是錯誤百出,僅擧華裔藝術家為例,如「Tan Juan Teck」、「Leng Chee Siang」、「Wong Hoi Chong」等皆讓人一時摸不著頭緒,多年以後准會給研究者帶來不少麻煩。【註2

李健省正在向首相敦拉薩等人講解其得獎作品〈紅色的視窗〉。
(來源:www.leekianseng.com

順便一提賽•阿末加瑪專為Malaysian Art 57-871987)展覽圖錄而寫的一篇策展論述,其中有一段,雖然對於1975年度The Young Contemporaries的獎勵方式和回響程度做了相當詳盡的描述,但是他卻隻字不提得獎者李健省的名字,反且著墨於另一位參賽者暨上一屆得獎者朱基菲里達哈蘭(Zulkifli Dahalan)與其作品的闡釋;一提一放,純粹行文之便,抑或如馬來諺語「ada udang di sebalik batu」似的別有用心?此擧想必不是基於什麽論述策略而派生的「無心之過」,然而這般有欠縝密的寫作手法,肯定把大家搞得疑神又疑鬼了。

有心研究馬來西亞藝術歷史者,若要刻意地繞過他們所撰述的文論,以及他們所編的出版品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接受、認同與否固然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後來者不讀這些「主流」的論述,不管這些「權威」的觀點,一味地採取迴避、排斥的對抗策略,以人廢言,到頭來只能著天書、立空言而貽笑大方罷了。

事實上,縱使面對那些異常珍稀的資料或文獻,我們也不能抱著百分百之信賴態度,一頭鑽進故紙堆中,懷疑、考據、修訂等顯然還是不可或缺的。◆


【註釋】

歐陽文風:〈装置藝術之父真假?〉,《南洋商报·新視野》,2008.04.28

據查,「Tan Juan Teck」即鄭元德(Zheng Yuande@Tay Guan Teck),「Leng Chee Siang」應為梁志祥(Leong Chee Siong),而「Wong Hoi Chong」則是黃海昌(Wong Hoy 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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