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27, 2009
艺术像呼吸一样是必须的?
有媒体工作者向我提问:艺术工作者是要在作品上呈现出自己的思想即可,还是更应该通过作品的呈现提升大众对艺术的鉴赏?
窃以为上述提法仿佛也在问:企业经营者是要在业务上呈现出利润的创造即可,还是更应该依法纳税,尊重人权,保护环境,回馈社区,或者拨款捐助贫苦人家,以承担、履行公民社会所倡议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之义务?
艺术工作者必须常常面对普罗大众诸多不合理的要求、刁难与批评。自古以来,艺术总是在服务其多样性的对象:为宗教服务,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学术服务,为市场服务,为吃饭服务……等等等等。形形色色的艺术作品,时时刻刻都在召唤着普罗大众,盼望他/她们可以循序渐进地成为一名有能力接近艺术、理解艺术、庇护艺术的爱好者(enthusiast);可是,除了少数人展露出其热忱之外,绝大多数人却不为所动。
有鉴于此,在我们还未提出“应该通过作品的呈现提升大众对艺术的鉴赏”的问题,乃至于探讨艺术教育为何无法顺利达标之前,必须很清楚地看到的,莫不是个人的自主意愿了——对艺术的兴趣毕竟强逼不得呀!
早在三十几年前,德国现代艺术家波依斯(Joseph Beuys, 1921-1986)便曾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具体言之,他认为创造力并非艺术家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各种素材当作艺术媒介以及艺术物件来表达特定的创意想象。德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民艺术教育上办得比较出色、到位,可是到了今天,所谓“大众和艺术的距离”似乎也无法彻底消除,那就遑论身在第三世界忙着搞政治、拼经济的我们能在一夜之间取得“零距离”的辉煌成就。
据悉,从小学到中学三年级,“视觉艺术”(Seni Visual)乃是包括了独中生在内的我国各源流学校学生们必修之课,虽然每周区区两节,惟其课程编撰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问题是,基于各种有意无意的人为问题,学子们接受美感熏陶的机会竟被剥夺了!
平心而论,我们着实不必强调“……艺术也像呼吸一样,是自然的,是必须的。”
此种表述方式异常的霸道。事实上,尊重艺术——而非得重视艺术不可——或许才是普罗大众需要自我调整、自我改变的重要的态度。比方说,如果您家孩子将来想成为艺术工作者,您会因为尊重“我的志愿”所以倾力支持吗?还是会以讹传讹地对他/她说,投入艺术领域注定要过一辈子穷日子或者死后才出名云云。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0月26日)
Saturday, October 17, 2009
那些画家自我感觉伟大
槟岛老友来访,闲谈中间竟也提起当地十四名画家结伴到豆蔻村(Kampung Buah Pala)写生,并且成功吸引了多家日报大事铺张的那起新闻,笔者我暗地里真为自己“唔识世界”深感羞愧!
想知道本地平面媒体为什么对上述事件感到兴趣者,理应致函编辑老爷查个明白,恕我无能为力。不过呢,对于这些画家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重视社会底层问题,甚至“为豆蔻村即将因土地发展而成为历史感到伤心”(《星洲日報》,2009.09.11 ),彼等的动机为何,此种亦可当成声援被压迫人民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效果,等等,个人倒是觉得值得刨根问底的。
想知道本地平面媒体为什么对上述事件感到兴趣者,理应致函编辑老爷查个明白,恕我无能为力。不过呢,对于这些画家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重视社会底层问题,甚至“为豆蔻村即将因土地发展而成为历史感到伤心”(《星洲日報》,2009.09.11 ),彼等的动机为何,此种亦可当成声援被压迫人民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效果,等等,个人倒是觉得值得刨根问底的。
资产阶级“制造需求”与“垄断利益”原则主导下的摩登化过程,在诸多方面派生了始料不及的后遗症:一方面,尽管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里得以张扬,个人的意志却难以决定群众的行动;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系统那只不断向前滚动的巨轮却对于个体存在形成了压抑性,连带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
这无疑是一种奉行拜金主义以及丛林法则的现代性(modernity)。有学者研究发现,现代主义(modernism)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群起反抗的莫不是一个被工具理性(instrument reason)统治的世界,他们反抗标准化,反抗均质化,反抗社区文化的衰微;反抗公式化,反抗单调化,反抗居住环境的粗俗……约言之,他们反抗遭遇经济发展至上论征服后样样东西都非人化的摩登生活(modern living)。
这无疑是一种奉行拜金主义以及丛林法则的现代性(modernity)。有学者研究发现,现代主义(modernism)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群起反抗的莫不是一个被工具理性(instrument reason)统治的世界,他们反抗标准化,反抗均质化,反抗社区文化的衰微;反抗公式化,反抗单调化,反抗居住环境的粗俗……约言之,他们反抗遭遇经济发展至上论征服后样样东西都非人化的摩登生活(modern living)。
因此,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当豆蔻村村民们正面临着家园快要被拆除之紧要关头,这些拉大队入村作画的画家们是否具有类似的反抗意识?
如果答案是正面的话,则他们不仅仅关心这位仁兄或者那位安娣一家人打算到什么地方落脚而已,他们肯定会又凶又狠地跟发展商、拆屋工人乃至执法人员拼到底,以争取全体豆蔻村村民的生活空间和生存选择能够获得应有的保障;非但如此,为了帮助被压迫者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还会慷慨地提供各种资源,比方说,人力支援、法律支援、金钱支援,等等。
也许,有心人会质疑,反对经济发展至上论便不能展露出其罗曼蒂克的一面吗?难道说非得搞到像两批暴徒争地盘那样喊打喊杀不可?
如果答案是正面的话,则他们不仅仅关心这位仁兄或者那位安娣一家人打算到什么地方落脚而已,他们肯定会又凶又狠地跟发展商、拆屋工人乃至执法人员拼到底,以争取全体豆蔻村村民的生活空间和生存选择能够获得应有的保障;非但如此,为了帮助被压迫者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还会慷慨地提供各种资源,比方说,人力支援、法律支援、金钱支援,等等。
也许,有心人会质疑,反对经济发展至上论便不能展露出其罗曼蒂克的一面吗?难道说非得搞到像两批暴徒争地盘那样喊打喊杀不可?
引用一名也是画廊经营者的参与画家的话来讲,“画家的工作不是去记载一个事件或一个物品,而是通过一幅画将內心深处的感受表达出來,让赏画人去感觉我们的感受。”(《中国报》,2009.09.11)他还表示,由于不久的将来豆蔻村便不存在了,所以“画家们也准备主办豆蔻村画展,让人民更深入了解村民们在面对搬迁的最后一幕。”(《光华日报》,2009.09.11)
姑且别问“我们的感受”会不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我已经很感性地推断:这般大动作,如此高分贝,除了假正经之外,压根儿看不出它还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莫非那些画家自我感觉伟大?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0月21日)
姑且别问“我们的感受”会不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我已经很感性地推断:这般大动作,如此高分贝,除了假正经之外,压根儿看不出它还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莫非那些画家自我感觉伟大?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0月21日)
Thursday, October 15, 2009
BUT IS IT ART?(原著:杨艾琳)
谨此感谢作者允准转贴其佳作。
伦敦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曾经是鸽子的天堂,游客最爱从袋子抓一把饲料,伸出手让鸽子站在手上喂食。近年来官方设下广场禁卖饲料的条规后,鸽子数量逐渐减少,但是在广场的西北一角却热闹起来。
原来特拉法加廣場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石台子,是专建来摆放雕塑的基座。其中三座几十年来都摆着历史名将的雕塑,唯独西北一角的基座空着。1841年建基座是准备立上威廉四世的塑像,后来缺欠资金就一直搁置着。
到了1999年,皇家艺术学会构思一项计划,用这个空缺的空间展示艺术家的作品,名为《第四基座》(The Fourth Plinth)。今年,不到六十岁的英国雕塑家Antony Gormley(上图)在竞标中获胜。他的艺术理念“One & Another”邀请群众参与创作,在一百天内,每天二十四小时,每人一小时的接力演出,表演者登上诺大的基座,毫无限制地自由表演,条件是只能独自上台表现自己。
Antony Gormley认为,当人离开地面升到更高的基座,躯体变成一个隐喻的符号。尤其被特拉法加廣場的历史名将塑像围绕时,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登上舞台,将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展示人性的脆弱。
伦敦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曾经是鸽子的天堂,游客最爱从袋子抓一把饲料,伸出手让鸽子站在手上喂食。近年来官方设下广场禁卖饲料的条规后,鸽子数量逐渐减少,但是在广场的西北一角却热闹起来。
原来特拉法加廣場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石台子,是专建来摆放雕塑的基座。其中三座几十年来都摆着历史名将的雕塑,唯独西北一角的基座空着。1841年建基座是准备立上威廉四世的塑像,后来缺欠资金就一直搁置着。
到了1999年,皇家艺术学会构思一项计划,用这个空缺的空间展示艺术家的作品,名为《第四基座》(The Fourth Plinth)。今年,不到六十岁的英国雕塑家Antony Gormley(上图)在竞标中获胜。他的艺术理念“One & Another”邀请群众参与创作,在一百天内,每天二十四小时,每人一小时的接力演出,表演者登上诺大的基座,毫无限制地自由表演,条件是只能独自上台表现自己。
Antony Gormley认为,当人离开地面升到更高的基座,躯体变成一个隐喻的符号。尤其被特拉法加廣場的历史名将塑像围绕时,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登上舞台,将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展示人性的脆弱。
于是有的人为慈善机构静静地高举着牌宣扬理念,也有站在基座上拿一只小相机拍摄台下群众的人,有个女人穿着可爱的黑白裙在台上每分钟放一只气球,另一个女人撑了一个小时的黑伞。有人站在基座上拿录像机,一面录像一面讲解当时的情形,再上传YouTube。还有人高举一块牌子,写着自己的手机号码,接一个小时的电话。有个年轻人拿着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了:“BUT IS IT ART?”
一位西蒙先生把活人雕塑表现地淋漓尽致,半夜一时整装登台,接着脱掉上衣,然后长裤。过了一会,他居然把身上仅存的一件底裤也脱掉了。台下观赏的群众立即欢呼,手电筒光芒四射。结果因警方的要求,主办当局只好通过扩音系统说:“西蒙,你必须穿上衣服,否则警方要求你下台……对不起老兄,穿条裤子吧!”
“One & Another”将持续到10月14日,除了西蒙先生的大胆演出,也有在胸部绘图的半裸女人,和穿鱼网丝袜高跟鞋的男人。艺术之鸽和平飞来,排泄物难免制造不快。舆论对这个标新立异的艺术理念有赞有弹,毕竟艺术没有绝对,有了自由的发挥空间,才能激发萌生新创意。
原载于《东方日报·龙门阵》作者专栏“杨城蓝井”,2009.10.09
“One & Another”将持续到10月14日,除了西蒙先生的大胆演出,也有在胸部绘图的半裸女人,和穿鱼网丝袜高跟鞋的男人。艺术之鸽和平飞来,排泄物难免制造不快。舆论对这个标新立异的艺术理念有赞有弹,毕竟艺术没有绝对,有了自由的发挥空间,才能激发萌生新创意。
原载于《东方日报·龙门阵》作者专栏“杨城蓝井”,2009.10.09
Tuesday, October 06, 2009
对一本艺术杂志的小小期待
日前受邀出任一本中文艺术杂志特约撰稿人。这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可我自己却拖泥带水,盖因不知从何/如何介入才好,所以一直没有应承。
多年以来,出资出版此刊物者乃是邻国一所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民营艺术学院,而今为了突破瓶颈,遂放权由一家出版社接手编辑事务,并且有计划地进行转型工作。虽然跟我接洽的负责人表示,有关机构主管并无硬性规定必须宣传该院师生与校友不可,惟,传到我手上一份“改版构想”中关于宗旨和内容的简介里头莫不是充斥了“XX师生”、“XX人才”、“XX校友”等字眼;也许是自己多虑罢了。
个人的写作倾向以及近期的研究兴趣,跟该杂志的定位显然略有出入,除了从艺术历史的考据与梳理上着手,我已很少认真去看待这个小圈子的后续发展了,这是第一点。其次、如果仅仅把焦点锁定在这批师生和校友身上,是不是假设说这个创作群体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域代表性”。更甚的是,性质像“院刊”似的艺术杂志一般都不会要求深入、全面,它又如何能够确切地反映当代性、整体性与混杂性的创意想象和文化演练呢?
从当前艺术生态皆环绕着对话、交流、互动、参与性等的趋势来说,是否唯有“创造议题”——乃至其探索之严谨以及深度——才能令读者眼界大开呢?换言之,假如无法回应新的世界之变化,拒绝投入新的历史之建构,固步自封,抑或只求降格以存,那就别奢望此种缺乏精辟论析的文化产品可以获得人们的青睐了。
当然,我理解发行一本以中文作为书写/传播媒介的艺术杂志在星马两地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特别是如何定位最是恼人,接着便是与之相关的市场问题了。下面我将会提到。
十之八九的发行人都认为“内容多元化”就足以解决诸多客观问题,其中包括满足各种文化品味、专业领域、年龄阶层之读者群的消费欲望。偏偏相反,窃以为类似包山包海式的编辑方针,恐将造成该艺术杂志既不够专精又不够通俗,即“上不上、下不下”的尴尬处境!
像星马两地采用华语来教学的艺术学院已经所剩无几,无形中早就窄化了可能消费者的人数;而以视觉艺术言之,难免便会关系到创作、展览、批评、教育、历史、典藏等范畴;即使缩小来讲,仅仅说创作好了,从物质材料上则包括炭笔、水彩、水墨、油彩、木刻、石雕……等等;如果再扩大至其它指涉了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审美形式,比方说,戏剧、音乐、舞蹈、建筑、电影,等等,岂不是把原本已经非常小众的艺术读者又加以分散化?
难能可贵的是,最近有两种可谓“Malaysia Boleh”的艺术杂志先后面世了,一是纯粹以英语为主,二则是英汉双语并重,分别由本地两家不同的文化产业公司出资出版。无论如何,殊途同归,我衷心希望它们都能够凭着自我的敏锐的目光找到一片立锥之地!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0月5日)。
多年以来,出资出版此刊物者乃是邻国一所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民营艺术学院,而今为了突破瓶颈,遂放权由一家出版社接手编辑事务,并且有计划地进行转型工作。虽然跟我接洽的负责人表示,有关机构主管并无硬性规定必须宣传该院师生与校友不可,惟,传到我手上一份“改版构想”中关于宗旨和内容的简介里头莫不是充斥了“XX师生”、“XX人才”、“XX校友”等字眼;也许是自己多虑罢了。
个人的写作倾向以及近期的研究兴趣,跟该杂志的定位显然略有出入,除了从艺术历史的考据与梳理上着手,我已很少认真去看待这个小圈子的后续发展了,这是第一点。其次、如果仅仅把焦点锁定在这批师生和校友身上,是不是假设说这个创作群体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域代表性”。更甚的是,性质像“院刊”似的艺术杂志一般都不会要求深入、全面,它又如何能够确切地反映当代性、整体性与混杂性的创意想象和文化演练呢?
从当前艺术生态皆环绕着对话、交流、互动、参与性等的趋势来说,是否唯有“创造议题”——乃至其探索之严谨以及深度——才能令读者眼界大开呢?换言之,假如无法回应新的世界之变化,拒绝投入新的历史之建构,固步自封,抑或只求降格以存,那就别奢望此种缺乏精辟论析的文化产品可以获得人们的青睐了。
当然,我理解发行一本以中文作为书写/传播媒介的艺术杂志在星马两地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特别是如何定位最是恼人,接着便是与之相关的市场问题了。下面我将会提到。
十之八九的发行人都认为“内容多元化”就足以解决诸多客观问题,其中包括满足各种文化品味、专业领域、年龄阶层之读者群的消费欲望。偏偏相反,窃以为类似包山包海式的编辑方针,恐将造成该艺术杂志既不够专精又不够通俗,即“上不上、下不下”的尴尬处境!
像星马两地采用华语来教学的艺术学院已经所剩无几,无形中早就窄化了可能消费者的人数;而以视觉艺术言之,难免便会关系到创作、展览、批评、教育、历史、典藏等范畴;即使缩小来讲,仅仅说创作好了,从物质材料上则包括炭笔、水彩、水墨、油彩、木刻、石雕……等等;如果再扩大至其它指涉了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审美形式,比方说,戏剧、音乐、舞蹈、建筑、电影,等等,岂不是把原本已经非常小众的艺术读者又加以分散化?
难能可贵的是,最近有两种可谓“Malaysia Boleh”的艺术杂志先后面世了,一是纯粹以英语为主,二则是英汉双语并重,分别由本地两家不同的文化产业公司出资出版。无论如何,殊途同归,我衷心希望它们都能够凭着自我的敏锐的目光找到一片立锥之地!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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