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本地平面媒体为什么对上述事件感到兴趣者，理应致函编辑老爷查个明白，恕我无能为力。不过呢，对于这些画家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重视社会底层问题，甚至“为豆蔻村即将因土地发展而成为历史感到伤心”（《星洲日報》，2009.09.11 ），彼等的动机为何，此种亦可当成声援被压迫人民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效果，等等，个人倒是觉得值得刨根问底的。
资产阶级“制造需求”与“垄断利益”原则主导下的摩登化过程，在诸多方面派生了始料不及的后遗症：一方面，尽管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里得以张扬，个人的意志却难以决定群众的行动；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系统那只不断向前滚动的巨轮却对于个体存在形成了压抑性，连带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
这无疑是一种奉行拜金主义以及丛林法则的现代性（modernity）。有学者研究发现，现代主义（modernism）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群起反抗的莫不是一个被工具理性（instrument reason）统治的世界，他们反抗标准化，反抗均质化，反抗社区文化的衰微；反抗公式化，反抗单调化，反抗居住环境的粗俗……约言之，他们反抗遭遇经济发展至上论征服后样样东西都非人化的摩登生活（modern living）。
这无疑是一种奉行拜金主义以及丛林法则的现代性（modernity）。有学者研究发现，现代主义（modernism）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群起反抗的莫不是一个被工具理性（instrument reason）统治的世界，他们反抗标准化，反抗均质化，反抗社区文化的衰微；反抗公式化，反抗单调化，反抗居住环境的粗俗……约言之，他们反抗遭遇经济发展至上论征服后样样东西都非人化的摩登生活（modern living）。
因此，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当豆蔻村村民们正面临着家园快要被拆除之紧要关头，这些拉大队入村作画的画家们是否具有类似的反抗意识？
如果答案是正面的话，则他们不仅仅关心这位仁兄或者那位安娣一家人打算到什么地方落脚而已，他们肯定会又凶又狠地跟发展商、拆屋工人乃至执法人员拼到底，以争取全体豆蔻村村民的生活空间和生存选择能够获得应有的保障；非但如此，为了帮助被压迫者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还会慷慨地提供各种资源，比方说，人力支援、法律支援、金钱支援，等等。
也许，有心人会质疑，反对经济发展至上论便不能展露出其罗曼蒂克的一面吗？难道说非得搞到像两批暴徒争地盘那样喊打喊杀不可？
如果答案是正面的话，则他们不仅仅关心这位仁兄或者那位安娣一家人打算到什么地方落脚而已，他们肯定会又凶又狠地跟发展商、拆屋工人乃至执法人员拼到底，以争取全体豆蔻村村民的生活空间和生存选择能够获得应有的保障；非但如此，为了帮助被压迫者获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还会慷慨地提供各种资源，比方说，人力支援、法律支援、金钱支援，等等。
也许，有心人会质疑，反对经济发展至上论便不能展露出其罗曼蒂克的一面吗？难道说非得搞到像两批暴徒争地盘那样喊打喊杀不可？
引用一名也是画廊经营者的参与画家的话来讲，“画家的工作不是去记载一个事件或一个物品，而是通过一幅画将內心深处的感受表达出來，让赏画人去感觉我们的感受。”（《中国报》，2009.09.11）他还表示，由于不久的将来豆蔻村便不存在了，所以“画家们也准备主办豆蔻村画展，让人民更深入了解村民们在面对搬迁的最后一幕。”（《光华日报》，2009.09.11）
姑且别问“我们的感受”会不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我已经很感性地推断：这般大动作，如此高分贝，除了假正经之外，压根儿看不出它还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莫非那些画家自我感觉伟大？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0月21日）
姑且别问“我们的感受”会不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我已经很感性地推断：这般大动作，如此高分贝，除了假正经之外，压根儿看不出它还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莫非那些画家自我感觉伟大？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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