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纸墨艺术

一、

“马中友好卅年”纪念活动，由年初假国家画廊举行的“中国当代美术作品展”掀开序幕。

这项展览原题：“点、辐射与深入：来自纸墨的视觉表达”，由广东美术馆的左正尧先生主导筹策，兼备了对历史研究和现实关怀的意图，学术立场彰明。翻阅画册导论，左先生写道：

“纸墨媒材在当代观念的视觉文化语境中演变为三种形质各异、异中有同的艺术形态──书写形态、拓印形态、延伸形态。”

简言之，“书写形态”的作品着眼于那些构成纸上艺术语言的元素，例如墨痕运行中的纯书写性，以及物象表达中的抒情性等。以宣纸为媒材进行拓印的作品，无论是传统的印章、碑拓，抑或现代的拓印长城等形式，均为“拓印形态”。至于利用纸墨这种传统媒介，同时具有消解平面性，拓展空间性和观念性的特质，比如说结合了电视装置、身体行为等，可以划入纸墨材料的“延伸形态”。

这种倾向性显著的创作，源于“八五美术新潮”之后，艺术家在水墨艺术的现代化里程，沿着现代水墨、抽象水墨、观念水墨和实验水墨等不同美学修辞的探索，一次次的解构与重组中演化而来。

综观此次的参展艺术家，其中不乏上述转型阶段的骁将，例如：谷文达、王南溟、李孝萱、王天德、邱志杰、等等，大多经过传统水墨系统的价值、语言和技法等的洗礼。然而，他们对于过度张扬书写性、表意性的文人趣味，深感焦虑。往后的变革，不约而同地转趋与现代艺术形式嫁接、溶汇的风格取向……。

左氏提出的“纸墨艺术”，是建立在纯粹物质媒材的基础上，这让它的图象结构与符号组织更具包容和前瞻，并且能够跟当下生存境况契合共存；同时，也形塑了一种多元、开放的话语概念。

好像李孝萱的〈没有节奏的舞步〉与王璜生的〈文明祭〉──前者以中锋用笔的书写形态，描绘现代都市生活的场景，藉以独特表现的人物图式，为古老的笔墨注入新时代的意味；后者则从“九一一”恐袭惨案出发，画面上以积墨、拓印的方法，勾出了坍塌中的世贸中心、一片飞沙走石的蒙昧人性──两件作品的延展性格，一览无遗。

而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界积极寻找“概念转换”的觉醒与实践，真是颠扑不磨──

“……纸墨媒材蕴含着东方人看世界的观念形态……纸墨媒介已形成了一个广泛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召唤结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把纸墨媒材延伸运用于装置、行为等现代艺术的样式中……昭示着纸墨艺术在当代中国自身内在发展脉络的时代特征。”

二、

国家画廊现场展出的“中国纸墨艺术”，作品件数不多，在宽敞的展厅里，显得异常零散、疏落。整体而言，空间的规划俨然是最大的败笔。这些作品碍于布局的杂乱与无序，无法突出其中隐含对应当代文化语境的轨迹，而仅仅作为个别艺术家的精神魅力存在著。

在没有可靠的参观线索下，观众大概唯有独个“神游”其间，自寻赏画的乐趣了。

以男性居多的参展者名单里，林蓝与彭薇，两人的女性艺术家的身份格外耀眼，年级最轻，对大陆以外的观众来说也相对的陌生。

林蓝多以静物为主题，擅用积墨积彩、撞水撞粉的技法塑造形体，背叛了刻意勾勒物象轮廓的传统画法之余，亦增添一股强烈的设计味道，以及块面感和立体感。

彭薇提呈的小品，计有〈彩墨锦绣〉（2件）与〈绣履〉（逾20件），都以细腻的双勾填彩法完成；她精心绘制的三寸金莲、绣花鞋、高跟鞋等，视效崭新，让人从朴实的审美常态中探望一种非常态的愉悦感。

凭装置水墨走红的王天德，虽然〈数码1〉及〈数码2〉均为架上形式作品──以香烟熏烧镂空的表层，和用毛笔挥写诗文的内层夹裱起来，深化了物理空间的纵向联系──却呈现着相同的创新理念。

邱志杰的〈磨碑〉，展示了一组共五件的拓本，既由两块中西方墓碑互相对磨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碑文是两具生命的刻痕，在岁月流逝之下，最终耗损、漫漶，而还原为石块。艺术家的概念，同“无我相”或“不立文字”等禅宗思路似乎可作直接的觉知，寓意丰富。

而蒋悦、武艺、刘庆和等人的表现，比较一些致力于改造中国笔墨法则的“艺术叛徒”，显然温和许多。比方说：用拓印碑帖的技法，制作出像雕塑般张力感的石果；将中锋线条书写的宣纸作品揉成“纸墨球”，并装置成一个话语体系已质变的结构的王南溟；邀请民众参与创作的过程，遂让纸墨这种神圣的传统艺术转趋于世俗化的戴光郁……。

乍看之下，这些作品几乎跟本地流行一时的“现代水墨画”毫无异样。

无论是笔、墨、宣纸等媒材的选用，画面注重的水迹墨痕的视觉表达，或是现代装裱形式的展览陈设，等等，在不知所以的观众眼中，所谓“纸墨艺术”，唯恐只是一场故弄虚玄的观念游戏而已！

然而，中国现代艺术经过数十年的演练，不管是创作实践与理论铺陈，都已消弭了上层的哲学思想和下层的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且牢牢抓住了当代艺术表述方式的特质。

本地艺术爱好者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尤其局限，这种局限更暗藏了一种偏执和封闭！

（原载《东方日报·名家》作者专栏“艺文风景”，2004年4月6及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