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文西乱码

月前，画友贵辉参加一项联展，某华文报副刊记者到来采访；当问及其职业时，他应声说是“画家”──好一个憨实而认真的身份认同。然而，他发觉对方脸上浮现难以置信之状，接著赶忙补问：“你真正的工作是什麽？”令到这名新生代画家满肚子火！

这起“趣闻”所突显的问题是：画家是不是一种职业？同时可以被赋权为一个社会成员吗？

画家，在煽情的文艺小说与电影里的形象，总是离不开离经叛道、妖异邋遢、骄奢淫逸等性格写照，尤其很多时候都被描绘成“一个穷困潦倒的悲剧人物”。

尽管如此，事出必有其因──

现代艺术最常为“卫道之士”诘诟的，莫不是倾向表达与展现“极端神经质”的生存感觉和文明症候，如：颓废、虚妄、怪诞、疏离，等等。而基于一些先锋画家过度倾注于颠覆性的艺术实践，因此被认为跟社稷建设、劳动生产背道而驰，乃至被判定“阻碍进步”的莫须有之罪，遂将之同社会寄生虫挂上等号。

这番叙述并非危言耸听，二战前被希特勒法西斯政权逼走异乡的画家数不可数，在中国文革期间睡牛棚、坐冤狱的画家更是不少；另外，在诸如前苏联、美国、英国等地均时有见闻。

毋庸置疑，我国华社对艺术的曲解亦是非常严重的，许多人仍旧把画家假设为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从经济/社会关系的角度观之，画家一直被贬为“物质生活上需要接济者”──压根儿就不懂自我经营，抑或创造财富。总之，他（她）们的存在状态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尽在搞文化想像工作，更是宁“要艺术不要命”！

上述的刻板印象，是否跟现实中的画家有几分逼真程度？暂且未予以检视。

惟这些足以蒙蔽社会大众认知画家属性的模式化诠释，就像毒素般腐蚀著我们的潜意识，进而扩散为一种歧视性的道德审判了。可是，究竟有谁愿意搁置僵化的框架，然后重新去接近画家，并且还原这个社会成员的本来面目？

受过高深教育的媒体工作者居然毫无知识准备，反而徘徊在“画家≠画家”这样幼稚的问题上？关键就在“道德审判”的节骨眼啊！

在重商的我国华社，一些社会成员对于画家的另一类道德审判则是：艺术乃无用的东西──这句话所指，不外乎背反“实用于经国济民”的意含了。

人们一直把艺术看成一门手艺，想来从事绘画、雕塑的工作者用不着读书思考。尝以反讽式语调来论列：木头木脑的孩子还有“美术与设计系”收容，起码可以学成维生之技；人品不会变坏，尚能附庸风雅，足见艺术的用处多的是哩！

况且，大众媒体又推崇表面文章，疏忽严正的艺术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广大受众对画家的确认。比方说：梵谷，在耍笔杆子的文人笔下常被定型为“割耳朵的狂人艺术家”。事实上他只是割下耳垂；他患有忧郁症，竟被讹写作“急性躁狂”、“精神分裂”和“梅毒性脑炎”。

显而易见，文字失准可能造成的污蔑、伤害多麽可怕！

而本地华文报章日产上千上万的文字，设若那些掌舵人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或者持才傲物、崇洋媚外──曾有某副刊编辑向艺术界放话，大意是说：国内的展览没有看头，根本难望台湾的项背。──无形中将本土画家堵在舆论空间之外，并且加遽“乱码化”这个社会成员的存在状态。

许多参与建构马华文化论述的知识分子，例如：媒体工作者、时事评论员、大专讲师，等等，似乎很少走进画廊直接面对当代艺术，乃至捧读《艺术的故事》，以便从历史演变的过程来把握鉴赏之道。

正当赶著为公民社会搭台之际，众人对艺术这项人文学科的认知，也许还停留在各种二手资料的挪借──像刻意渲染女性画家身世凄迷、情欲恣肆的《画魂》和《弗丽妲》等电影──抑或沉缅在广为传通的轶闻趣事里。

现代艺术家群中， Andy Warhol成功与流行时尚挂钩，因此还有几分知名度；不过，一旦提起跟他约莫同时蹿红的Joseph Beuys时，大家的知觉恐怕就有欠灵光了。

尽管后者把历史、政治、思想和语言的结构整合统称为“社会雕塑”（Social Sculpture），并主张“艺术是一切社会自由的基本隐喻”；无奈乎，华社上上下下染了严重的文化幼稚病，这种陈述似乎难以破解道德审判者施予艺术的诅咒的！

（原载《东方日报·名家》作者专栏“艺文风景”，2005年8月1及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