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感，还是与时俱进？

说了老半天，花了许多篇幅依然在“社会对艺术充满敌意”的边缘团团转。也许是碍于主观作祟（或自恋倾向），除了举出老庄、墨子等人贬抑艺术之外，反而，我却诉尽了艺术在人文思想创造工程上充满光彩的好话。

为免一再偏离正题，下文就不得不把叙述范围收窄：首先是将艺术概括为狭义上的视觉艺术，所指的艺术家则包括从事书画、雕塑、装置等表现形式的创作者。其次是划清“今”、“古”的界限，冀能使到艺术家的身份属性、生产方式与生存状态，以及他／她们置身其间的当代情境可以清楚再现（re-present）；然而，鉴往知来的交叉对照还是必须的。

除此之外，基于不堪忍受新一代的艺术家继续受到悲剧化、浪漫化的观念所“荼毒”，我将尝试交待个人对以下问题的看法：当代艺术家务需甩掉知识论矛盾，而不应老是在从旧到新的体系转型或价值认同上纠缠不清！

在艺坛上走动，我们常会听见艺术家（包括艺院讲师与画廊业者等）倾吐心中的不满、牢骚和愤慨。比较宏观的，譬如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至上、国家文化政策的种族色彩、公共美感教育的面目全非，因此导向了艺术风气与创作环境的僵化，进寸退尺。

微观方面的则有批判艺术机制的市场化、创作趋势的时尚化、思想审查的激进化，等等；顺便提一下：亦有一些较为小我的控诉，比方说：曝光机会有限、作品不获赏识、无法卖画营生……以上诸种轻重不一的论调，或许可以概括为不利艺术工作的障碍和风险，即是“危机型态”。

无论如何，在提出反证之前，假如我们可以稍微厘清艺术家缘何会萌生上述危机型态的心理原因，对于接下来的讨论，或许将小有帮助。

艺术，作为一个庞杂的学科系统，它究竟是如何约化为一个符号，然後被编码、注塑在艺术家的意识原型里──简单来讲：他／她最初受了什麽人启迪、透过什麽管道接受艺术，或者，他／她在什麽时候开始真正感知到这个概念的存在，乃至确认其存在的可能性，──大概便决定了他／她日後的热情与信念，以及得失和成败。

我尝试在这里阐明一个普通常识而已，并没有故作高深之意；事实上，上文不外是简略地点出了“艺术观念”的形塑过程，且让我再进一步论说。

经常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同道交流，不管是海归派或本土派（包括无师自通者），我总爱藉机会问他／她们入行的理由。就回答的语境来看，虽然众口不一，比如：打从小时候开始就喜欢画画、当画家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志愿、唯有投入创作中方能获得心灵解放……隐隐中流露了众人把握艺术的倾向性。

至于实际存在呢？今天，我们已不可能重复、拟仿廿世纪初巴黎画派艺术家的感知方式；即便是约莫同时候的中国，像刘海粟、徐悲鸿和林风眠等人顺势、应时所鼓吹的艺术改革运动，转瞬之间，情随境迁，其剩余价值大概还有历史之考，却无实践之用了。

倘若有人偏要耽溺在那些关于典型人物的感性论述，而不愿正视将其生命意涵铸塑成形的背景、环境等理性原则，倒行逆施地因袭传统的艺术资源，偏听偏信，必然使得自己跟时代、社会格格不入。

我想，换做是才气纵横的八大山人，他如果临现未来的吉隆坡，我不相信他还能装疯卖傻，并且不为世务而拘、不受俗情所累。反观，若要在这个城市伸展艺术抱负，八大山人必须先解决个人存活的问题。按照一般惯例，他至少需要一个住处、一份差事和若干令吉；他还要掌握多种语文、熟悉市区交通（即使不想拥车）以及勤于在文艺界跑动……直到诸种条件俱足，他就可以在通往“快乐梦想家”的旅程上挪出一步了。

对于不少当代艺术家，挡在眼前、绕不过去的也许只是一个结构性的知识论问题！

七拼八凑地行文至此，拙文的败笔主要是无法给予前述的危机型态提出直接相关的反证。惟我真的认定，那些问题多半是源自人心内在的紧张和不安，不能全归咎于“他者”的过失；从某种程度来讲，艺术社群的焦虑也并非与外部压力全然无关，只不过它更趋同于一种想像的危机（imagined crisis）。

艺术家显然在自我调度上欠缺敏悟力，尤其是因为认知、信念不足而耽误了当代生存策略的催生与创发。不期而然，我又想起广府人说：疴屎唔出赖地硬……

(原文刊载于《东方日报·名家》的作者专栏“艺文风景”，2006年7月4及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