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感，还是适应策略？

关于生存危机是基于外部压力所致，抑或源自艺术家个人知识论矛盾而派生出所谓「社会对艺术充满敌意」的「想像」，似乎还有许多灰色地带需要加以延伸探讨的。

譬如：曾有女性同道要我多体谅她在家庭的角色对艺术创作所造成的「时间压力」。大抵而言，女画家的生活日程表中需要兼顾至少三个重心：创作、社交与家务（包括煮饭、洗衣和带孩子等）；可是，似乎不分皂白的，这种隐含了性别（gender）的自我标榜被转化为一种解读方法，以便合理化她们比男性艺术家表现逊色的因由。

尽管不得体，有一点我必须、而且很无奈地说明：弱智者和不求甚解者一样都是无知，然而後者对事物的理解之偏狭、惰性却根本不值得同情！

我曾经说过：社会是一头猛兽──此处所指的「社会」不外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实际上，它绝不是由跟艺术死对头的恶霸集团专门打造来吞噬艺术家的恐怖怪物；换句话说，这头「猛兽」即便是多麽的骄横跋扈、冥顽不灵也并非艺术世界独有的「敌人」。

若要深一层去推敲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证的例子实则不少，像投入参与生态保育运动、民主改革议程、捍卫媒体自由……乃至积极维护母语教育、性别平等、工人福利、古迹保存……等方方面面的社会活动份子，虽有满腔热忱，无一不是在多数的民众（majority public）面前感受到一种鬼打墙般的隐形阻力。

尝以反馈的角度理喻，上述诸种工作均以草根性和普及面之广为标的出发，因此不容易在短期内收效；很多时候，纵使竭尽智力、耗尽勇力，实质性的成果可望不可及，而众人仿似在「用沙子搓绳」，自个儿喝汤喊烫。

毋需韪言，类似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现象，在艺术这个专业领域也是非常普遍的，特别是以艺术家为本位的自我确证方式（还有观众的赞美），就无法像劳动工资、贷款利息般容易估计了。艺术家往往需要在桃花源式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惟一旦出现左支右绌的局面，他／她是否应当自我决裂、退缩、妥协，或者拼死到底？

且说一段真人真事：去年中，某个画友成功开了一个「满堂红」的展览──暂且搁置价值不谈，而只专注在价格上，但绝不含贬抑之意。──在开幕当晚便售出总额逾八万令吉的作品，对艺术家和画廊主人来讲，真可谓皆大欢喜。

然而，实不相瞒，在本地画坛，我们这一代像他如此「saleable」的专职画家却寥寥无几！

接著下来，我拟出一条计算题，冀能从这个实例来量化艺术创作的投资报酬率。据知，这名画友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来绘制这批作品，而有关画廊与艺术家的分账比例则为四比六：RM 80,000×60％÷24

乘乘除除之后，平均每月所得二千，他还必须扣掉生活费（包括住宿、伙食和交通等）、材料费及资料费等开销，余下者才是净收益。若将卖得不赖的他，与那些跟他同等资厉的建筑设计师、电脑程序员或股票经纪人的年薪收入相提并论，简直小巫见大巫。

这种类比法，俨如把赵无极相对于李嘉诚；它并非绝对合理，但也不一定教人心里酸溜溜。

是的，赵无极必然清清楚楚，在其艺术生涯中，不单个人所库存的精神财富质量惊人，而且也给後世留下了丰碑式的文化遗产，他的荣耀远超于许多有钱人家。我们当然可以眼红地说：赵无极太侥幸了，他有贵人相助嘛！不过，就艺术家的态度和观念面切入，我们却不能眼睁睁地回避几个关键字眼：自信、坚持、奋斗、策略。

有一次，无意间读到有人语带嘲谑地说：如果米开朗基罗在没有罗马教廷的财力援助下，他如何可能获致那麽伟大的成就云云（大意如此）。

我们姑且把这些言论当做茶余饭后的八卦算了，切勿节生出「当今的教皇为何没有继续带头资助艺术家进行大教堂的创作……」的废话。听起来好像在搞笑。实际上，类似的知识论矛盾仍然在本地艺术社群中盘旋不去，举凡历史、文化、阶级、性别、价值问题等都可能是艺术家个人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抑或观念落伍、表现差劲的代罪羔羊。

反过来讲，当代艺术家岂能自外于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参与和关切，甚至是创造意义、勘察出路──生存策略？

(原文刊载于《东方日报·名家》的作者专栏「艺文风景」，2006年7月13及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