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11, 2008

疯狂的艺术行为?

“我目睹了这一世代最为卓绝的心灵毁于精神错乱之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 1926~1997)在其著名长诗《嚎叫》第一节头一行写下了预警似的词句。

且再听一听诗人任情、率性、放纵地对压迫“他们”的社会规训提出控诉:

“他们以闪烁而冷酷的眼眸透析各所大学并在主张战争的学者之间幻想阿肯色与黑暗之光的悲剧/他们因为举止疯狂以及在骷髅似的窗户上发表猥琐的祷文所以被驱逐出校园/他们只穿底裤不刮胡须关在房间,在字纸篓里焚烧他们的纸币之同时隔墙听见恐怖的声音/他们从拉雷多返回纽约途中因裸露耻毛拎着一捆大麻遭到逮捕/他们在旅馆吞火胡闹或者在天堂通道痛饮作乐,死掉,或者一连几夜不断戕害自己的身体……”

事实上,一九四五年以来,有一种反文化、反体制的思想风潮在创意社群中漫延着,他们或以金斯伯格所吟咏的狂人姿态散居在“文明都市”的各个角落,以退为进;抑或,像发了疯似的一边建构新的典范,一边又超之越之,感觉亢奋、歧异、无碍。

以纽约为发展轴心的现代主义艺术,一如流行时尚般不停地翻新花样,比方说,抽象表现、波普艺术、极少艺术、大地艺术、概念艺术、照相写实,等等,各领风骚。然而,艺术家却不甘如此罢了,为了原创性,他们仍在狭小空间与非常变化之中搜索、实验……

其中分歧最大、定义最难、且最广受訾评的,显然是阐释人类行为的艺术表现了。所谓“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亦即从“performing”(含摹仿和表演因素)和“happening”(含即兴和偶然因素)那里整合、扩展、转渡过来的。

回想当年,那些行为艺术的先驱者,常将身体当成材料来操作,譬如像在观众面前对着自己的手臂开枪、匍匐爬行在布满玻璃碎片的地板上、每隔若干分钟便往自己的阴茎切割一刀、一整年在没有顶盖的户外空间过生活,等等,通过一些并非造型意义上的演绎──“不断戕害自己的身体”,使之痛楚、流血乃至以非常态的手段去对待生命,──探求人的肉身与灵魂所能承受的极限。

当代艺术家桑迪雅戈·塞拉(Santiago Sierra)则另辟蹊径,开展出一种有异于上文所述近乎自残、自虐或者自我圣化的实践方式。一九六六年生于马德里、目前旅寓墨西哥城,这名激进的西班牙人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喜欢雇用“特殊演员”来完成他的行为艺术作品了。

比方说,塞拉专为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双年展所作的行为/录像作品《付费予一百卅三人让他们染金发》,即以每人大约六十美元的酬劳,聘请来自非洲、亚洲、东欧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非法移民把头发染成金色;此外,他亦曾付费让政治难民关/坐在纸箱里、让无业游民集体纹身甚至在录像机前手淫,等等等等。

若论创作意向的极端程度,作为一名争议性的前沿人物,塞拉的《两百四十五立方米》比起那些前辈大师们的耸动之作,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年,他在德国科隆邻近的一个小镇进行的这件行为/装置艺术,即把六辆汽车的有毒废气导入一间犹太教祈祷堂,使到整个密封的空间充满一氧化碳为止;戴上全副呼吸配备的观赏者/表演者则必须在消防员带领下方可入内,每次只限一个人,每人只限五分钟。

惟,出乎意料之外,就在开幕当天,如此骇人的“致命性游戏”,竟然召唤了大约两百人热情参与、互动演出。可想而知,这件作品还是挺受看的,从仪式性(Rituality)的审美内涵来讲,它仿佛更接近一场净化心灵的文化演练!

自然,不可避免的,《两百四十五立方米》即刻遭到犹太社群强烈抗议,他们贬责艺术家侮辱了大屠杀惨案中的受害者/幸存者,无耻地亵渎艺术创作自由,滥用消费文化模式将记忆、杀戮、死亡、罪恶等庸俗化和奇观化,甚至还强行让塞拉戴上“法西斯艺术家”的帽子,等等。

我们必须了解的是,有关建筑在八十年前便已停止作为一个宗教场所了。

一九九〇年迄今,那里还主办过一系列关于大屠杀的纪念性公共艺术项目,塞拉正是应邀来此献艺的;艺术家模拟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Auschwitz)等集中营里建造大型毒气室的暴虐行径──在这起有预谋、系统、理性地展开大规模种族清洗的历史悲剧中,逾六百万犹太人的性命被惨无人道的夺走了。──意欲催化大众本身对于非人化的现代国家主义和技术社会进行主动反思。

相对于人类与生具有的自毁性潜意识心理,桑迪雅戈·塞拉的《两百四十五立方米》可以算是疯狂的行为吗?经此一问,不自觉又陷入金斯伯格的异境里:

“……以及在乐队金色号角黑影下鬼似的爵士乐服装里死后重生,以及吹得美国赤胆忠心者为爱所受的烦恼落入一曲萨巴塔尼萨斯风呃哩呃哩啦嘛啦嘛般轰鸣乃至摧毁许多城市直到剩下一台收音机/从他们自己身体剐下来那倾注了所有心思的人生诗篇足以好好吃上一千年。”

原载《ICON风华》“疯狂”专题(2008年7月号)。

谁来关心文化遗产?

二战接近尾声之际,德军节节败退,盟军却势如破竹;1944年9月,一支英军先驱部队来到意大利托斯坎纳(Tuscany)省东南部一个叫做圣瑟波科若(Sansepolcro,原意为“圣墓”)的小乡镇,准备给敌人来个迎头痛击。

接到上级命令了,陆军军官安东尼·克拉克(Antonie Clarke)二话不说,马上指示炮兵将炮口对准目标,连环发射了无数颗炮弹。一霎间,轰隆隆爆炸声不绝于耳,硝烟弥漫。可是,饱读诗书的安东尼隐隐觉得不安,下意识里把眼前的小乡镇和自己在战前阅读过的书联想起来:

“……当它如水晶般灿烂地矗立在我们眼前,简直是一幅世界上最伟大的画作。”著名英国小说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其1925年出版的一本游记中写道。

这名军官赶紧取消炮轰行动!仿佛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他的举动不仅仅成功保全、拯救了早期文艺复兴巨匠皮耶罗·德拉·弗兰契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 1415/20-1492)的《基督复活》(The Resurrection)──亦为这幅大约竣工于1460年、富含传奇性色彩的湿壁画作品添增一段佳话,──而且,还使到辟建于九世纪的古城免遭战火摧毁。

圣瑟波科若乃是皮耶罗的家乡,他生长于斯、亦终老于斯。《基督复活》则是艺术家壮年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此间市政厅委托他绘制的诸多壁画中最具有感染力的,所以显得意味深长。

画面中心,只见主角人物正从墓穴里缓缓站起来,身上披着浅红色的裹尸布,右手握着一支(象征死而复生的)旗帜,其眼袋既黑且深,俨如许久不曾入眠了。创作者把四名罗马卫兵安置在画面下方,并以精湛的透视法,巧妙地拟造出惊人的视觉效果,让欣赏者得以从立足点上仰观、见证了耶稣显灵的那一刻;惟,众人皆醒,那些卫兵却酣睡着,根本不晓得奇迹已经出现。

尽管赫胥黎将它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画作”,这幅壁画作品亦曾被当地猪头猪脑的官员用白漆涂掉……在黑暗中默默度过逾百年以后,经由有识之士大力抢救与修复下,此人类瑰宝始获重见天日,整个“复活”过程非比寻常,更不可思议。

若非如此,也许就没有小说家特地去寻访、品赏、且秉笔直书刊下了上述褒词,乃至后来的陆军军官为了一幅旷世之作而违令停止轰炸圣瑟波科若的好人好事了!

迩来,槟城乔治市与马六甲古城区申遗成功,真所谓几番曲折、几番风雨,铁树终于开花了。然而对于两地──甚至可以扩大至全国各大城镇——凡事皆以经济目的、效益为考量重点和检验标准的老百姓,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冲击呢?倘使《基督复活》的事迹发生在马来西亚,其命运将会完全一样吗?我国的城市规划及定位有没有可能因为一项文化遗产的颁布而改变?

原载《光华日报·众议园》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8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