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14, 2006

不然你要我怎样:写在YCA群展之後*



引子、揭示作品的倾向

艺术作品有所谓“不可解”的倾向性吗?别问我。惟当代艺术的意义就在于一种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代艺术家无可避免地靠著艺术作品这个中介来完成目的,这倒是我所着眼之处。如何让艺术作品与人(即观众或受众)沟通,难免需要特定的形式和内容;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代艺术显然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策略性的创造实践。

于是乎,在一个展演当代艺术的场域,比如:艺术博物馆、商业画廊、替代空间,等等,实际上便充满了符号、话语、态势、情境、关系……换言之,揭示艺术作品的倾向性,看来就是展览的要义了。

艺术家大可随性地说:创作是很个人的事,我不会期待每一个观众都认同我的艺术作品。

这样讲当然也无可厚非。在传统的美学论述里,艺术家往往被指定为创制一件艺术作品的主观因素,至于那些外在对象则被视为客观条件,纵使艺术作品乃是在“主客体相互交融”(朱光潜语)的情况下完成,根本上艺术家却主宰了“创作活动”的所有程序。

然而,若有当代艺术家冀图做出类似的陈述,在此之前,他/她务需真诚地、适当地把握住每一次与观众交流的机会,也确保他人的反馈获得某种程度的尊重……否则,有关言说不过是突显了言说者口不应心而已。

不管风格与流派,在展览进行中间,当代艺术家莫不是希望自己的精神生产劳动能够得到他人的“欣赏”。更确切地讲:他/她对个人存在处境的转化、显示和赋形,深深吸引了观众的注目,遂使其中的视觉图语获得感知和确证──如果条件充分,后者便可以将上述艺术经验占为己有。──我们常说的“审美活动”,无非是指这种双向交往的过程。

从当代艺术的趋势来看,展览即是手段,亦是目的,它非常自然、并且很微妙地把“创作活动”与“审美活动”拼搭在一起;而组织展览就像架设一座桥,艺术作品恰如那些桥面,直接地导引了原本各行其是的艺术家和观众互联互通,这不但有意义,也格外有意思。

如果我们要办好一项展览,核心的工作,终将环绕在艺术家、艺术作品和社会大众之间关系的完善化!

二、展览文化的创造

自一九九零年代以来,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演练之後,从展览场域到展览型态、从展览观念到展览议题,我国当代艺术的展览文化是否经已初具一个毛坯或雏形?换个方式讲,艺术社群终于打造出一片生机活泼的荣景了吗?

相对于官方主导的项目,我们宁可相信一点:民间艺术青年自发性筹策的展演活动似乎更能彰显丰富创造力、积极行动力、灵活应变力和鲜明感召力的质量。

随手拈来,从新千年迄今,像“Chow Kit Art Festival”(2002)、“空间:交流与创作展”(Space[s]: Dialogue + Exhibition, 2003)、“非那局艺术节”(Not That Balai Arts Festival, 2004/2005)等均为一些可列举说明的显例。不过,上述活动计划的策展意向与文化想象是否完全超越了“何不集中于激进”(What About Converging Extremes, 1993)之样式?

或者,其组织方式仍然在专业和非专业之间举棋不定,使其结果形同一场同好联谊的艺术派对?

纵然如此,综观当代艺术家自立自足地搭建交流平台的动机,我们理应有赞无抑的,即便是有分歧和争论,惟这些分歧和争论在一个像马来西亚的艺术生态里绝不是坏事。若以一句话来表述,我们可以说:当代艺术家所奉行的“行动指南”──自觉自主、有勇有谋、敢作敢当──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自信表现,它亦外延为一种自我增权(empowerment)的集体使命和任务了!

缩小来看,“YCA群展”或许一如召集人所言,它纯粹只是提供一个让艺术家发表作品的平台,并且藉以互相交流、学习。然若我们将之置于当代艺术的脉络中加以放大、乃至细致地观照,这个集结了十四名参展者的“艺术现场”,实则就如“出土遗址”般有助于展览文化的挖掘、省察与现形。

比方说:顾名思义,单就展览名称来讲,我们便不能立刻洞悉其中的意图和方向,由此衍生的问题可大可小。

对于一般观众,它的含混不清无法让人对参展作品产生联想,不但削减了展览的张力,对宣传亦十分不利,这是第一点。其次,自主性的群展早已不是什麽创举,召集人仍旧想当然尔,却没有把策展意向拓扩、融纳到视觉文化的范畴来寻求深化,在“anything goes”的当代情境下,岂不是好像发了一场春梦而已!

说得具体一点:当代艺术家自资办展的想法,虽然尚未蔚为风气,对于热衷我国艺术发展状态的人倒是耳熟能详的。如上文指出,这种“DIY精神”让人毫无置喙的余地,实际上类似的活动计划理应越多越好;尽管如此,大家也不能忽略了潜藏其中的盲点。

有些人特别爱把“支持艺术”和“鼓励创作”挂在嘴上,兴之所至则拟设临时性的平台,发动、组织身边的友侪(尤其新进艺术家)一起“搞搞展”。

在强调自主性与多元化的前提下,展览的必要往往大于展览的可能。故此,展出的作品大可闲置一旁──即使某些参展者的思考准备不足,呈现的手法敝俗不堪,却因为免除了第三者(如策展人或画廊主持)的审定而获得通融。──毕竟有谁愿负不仁义之名直言不韪呢?

八月中旬开展的“YCA群展”,地点设在“Gallery 153”,这所艺术中心乃由一栋洋宅改造而成,由内而外,其建筑格局与空间型态皆非常有特色。十四名参展者的教育背景、生活经验和作品类型也相异其趣;单就表现形式,便涵盖了水彩、影像及装置艺术。

然而,如何将上述诸种元素整合、组建与呈现为一种文化图景,及至有目的性的诠释和策略性的造势,显然主导了外界对这项群展的反应。

众所周知,现实中的我国社会本来就具有多元、别样的面貌,因此多样化的艺术展示并非绝对的阅读指标,更无法构成展览的特殊意含。那麽,我们不禁要问:在“YCA群展”的现场,究竟什麽才是观众应当把握的中心思想?

若是跟艺术作品对话,那艺术家和观众是不是也应该厘清彼此必须在什麽情境下进行对话,譬如:艺术历史、都市生态、人文环境,等等,始能言之有物。

展览不能沦为一起无关痛痒的偶发事件,活动召集人万勿推诿说,“不然你要我怎样”。以“YCA群展”为例,由布展到撤展期间,若要完成参展者和参展者、艺术家和观众相互之间的激荡、冲击,以及促成创作活动与审美活动发生关系,透过适当的策展工作,岂有不能实现的道理。

问题是:大家可有对展览文化的创造充满期待──“always a little bit further”!

三、期待视域的衍生

循著哲学方式的追问,当代艺术并无全盘革新的企图,说实在的,它很难跟“前人的遗风”一刀两断,更何况艺术家当下的所作所为,转眼亦将化为“过去的痕迹”了。

尝以“YCA群展”为例,它所蕴含的具体的内容,唯有逼使人们在历史的脉络下进行反思、批判,甚至使它跟未来的艺术趋势接上轨,有关活动计划方可被视为一个中转站──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参展的艺术作品也因著这个特殊意义而被接纳为当代性的文化创造,因而成为真正的“当代艺术”了。

这是纵向的对比。如果将之与“现在的时间”里,那些正在吉隆坡一带的艺术空间进行著的展览来作横向的比较,我们还可以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异同,包括:艺术观、企图心、观众群,等等,从而总结出艺术家的眼光与思路,以及艺术作品的人文关怀。

就判断上而言,当一名艺术家创作出一件装置作品,我们千万不能把它视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即抽离自本土语境下的艺术历史,并且逃离了美学的对质和审视;然而,这偏偏是许多创作者不顾、不屑的对话方式。

纯粹以艺术表现观之,凡技术/工具导向的艺术作品同当代性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举例来讲:今天,同样处在中华文化边缘地区的我国和新加坡,或许有些书家写得一手跟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没有两样的字,可是能够走在时代之前沿、且对整体书法创建有所回应的,实则教人没词以对。

依此类推,综观那些包括水彩、油画、雕塑等在内的媒介形式的风格化展示,我们可以指出:当代艺术绝不是所有在当下发生的艺术。

回头看“YCA群展”,观众可以发现现场陈设了各种型态的装置艺术,名单中的十四名参展者,尤以借助这种形式来传达个人创作意向者居多,例如:Nazim Esa的〈“Dilarang Melarang”〉、潘台明的〈支持〉(Support)、谢薏颖的〈真相与超越〉(Truth & Beyond) ,等等,在此情形下,恐怕已让人产生错觉──装置艺术便是当代艺术了。

对于看惯架上绘画作品的观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还有,刚刚涉足本地艺坛者,“YCA群展”仿佛予人一种新异感!

假如在现场多兜几个圈,有经验的艺术观众,想必可以感知到,哪些展出作品早已“变成凝固的完成了的形象”(巴赫汀语),哪些参展者则做足了对话的准备功夫。这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在本地,许多艺术家好以“一种对话关系”来推论其作品的倾向性,至于说,对话的实质内容是什麽,抑或,为何要把对话放到有关的叙事框架中,恐怕是摸不著边的。对话,本来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行为,它究竟是在什麽情形下走入创造性的艺术实践里,进而成为大家亦步亦趋、而且近乎滥用的概念了?

从解释学美学的范畴来看,对话“……实际上就是自我和他人的交流和讨论,通过理解和体验而产生意义。”德国哲学家伽达默(Hans Georg Gadamer)甚至直言,对话得以进行的前提在于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每一次正确的回答往往又能引出进一步的问题。

此外,它之所以可能,还必须仰赖几个条件:平等、互动、现场、互惠性、独立性与未完成性,其中也包括了差异性的存在,以及话语权的消解。

推而论之,就本质上讲,由艺术表达到审美接受的过程当中,务必涵盖了诸如创作者、观赏者、批评家等多方沟通、交往的对话性活动。

然若我们将上述原则作为基准,并和“YCA群展”的所有参展作品进行比较,也许没有多少件是称得上合乎理想的!对于艺术家而言,一如上文所提,攸关当代性的问题一样,这种对比方法显然不公平,也过于苛求了。

为什麽?由于(包括召集人在内的)参展者都认定这项活动,不过是以交流、学习为重点的集体方案──人多好办事,亦可互相抵消责任,──大家似乎难以逆料,一场展览竟能衍生出何其深远的“期待视域”。

惟参展者运用了各式各样的实物,如:篱笆网、电风扇、硫磺粉、灯泡、糖果,等等,藉以转化为精神诉求的传播中介,且打造成当代的人生的隐喻……这样说绝不是质疑其原创性的可能,恰恰相反,用心参与对话的观众必然不敢对相关艺术作品敷衍了事。

毕竟,借伽达默的套路可谓是:每一次积极的回馈往往又能引出进一步的探索。

四、新生力量的蠢动

一般的讲法是:艺术作品不能单凭主观的意志来下判断。然则,有论者以为,凡是艺术作品都具有所以称之为“创作”的特殊性,无所谓优劣高低,比方说:一些艺术家便把”只要我喜欢,没有人可以指示我应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的话奉为圭臬。

艺术犹似一种自由的表徵,艺术家则多以张扬个性、实现自我为己任。他们关心作品中的个体经验,尤重于同整体生活世界的相关性,往往不在乎一切同人文环境、历史脉络、美学问题的“想像关系”。

类似泛个人化的认知取向造成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区隔。而如何将之消融、化解、并且促使审美活动的发生,大抵而言,亦是当代艺术家的急务!

在我们看来,就展览的终极意义上,“YCA群展”始终无法回应上述现象,也就是说,其整体性远比个体性来得逊色──尽管一些参展者的创作意向过于“私人”(private),召唤方式也不啻勉强硬来,缺乏张力。

庆幸的是,在现场还能够感受到新生力量的蠢动,别有用心的,首推陈爱琼(Sharon)的〈规则〉(Rules)和林国荣的〈石/拾〉(Nervous, Uncertainty, Beautiful)了。两件作品的共同点是:开放性、提问式和幽默感。它们引领观众从容地介入,无论组件的采择,情思的鲜活,尤其是一早拟设了让人驰骋想像的时空氛围,尽显出作者营造之能事。

譬如:只要靠近Sharon的〈规则〉──这件作品的制作极为精简,她从偌大的展厅中间,天花板的木梁左右两侧拉了一条条长长的绳子,并将五个套著球网的橡胶足球,一个个分开地系起来,构成一个大型的“科学玩具”(scientific toy),──很自然的,观众会把有关装置中的足球拿来撞击、取乐一番,边玩边体会著牛顿的运动定律。

然而,这便是创作者所要传达的完整概念吗?这件装置作品的“巧思”在哪里,如此的结构方式只是为了诱引观众的参与而已?那些橡胶足球与科学玩具和运动定律是如何连贯起来的?而它所指涉的究竟是力学、美学、还是足球比赛的“规则”……?

我们可以这麽说:这件作品延续著艺术家对自由的考掘,它所显示的和隐含的,不单不背弃“beauty, grace and skill”,甚至还关系了当代文化议题的推衍,显然卓尔出群!

小结、意识型态的批判

今天,艺术作品的产制,对不少艺术家而言,绝不是独具匠心地追求时代感或突破性,反观其出发点是:它务需体现在和资产阶级的趣味相一致的审美需要上,否则将沦为收藏家眼眶之外的失败(相对来说就是成功)之作!

“前卫”(Avant-Garde)一词与当代艺术家更是渐行渐远了──粗俗地讲:大家想钱都快想疯了!──即使心里还有反抗现存秩序的欲望,想必也是微乎其微,抑或,仿如权宜之计罢了。

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著实有必要提问:应当如何才能突显所谓“young contemporary artist”的深层阐释?反过来说,一群艺术家自我标榜为“young contemporary artist”还有意义麽?

我们可以把“young ”直译为“年轻”,可是它究竟是根据年龄、还是按照创作的资历、年限来加以划分的?而分界线又定在哪里?

摊开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史册,关于年轻小伙子创造历史的例子比比皆是,比方说:蒙克(Edvard Munch)与毕卡索(Pablo Picasso)完成〈呐喊〉和〈亚威农少女〉时分别只有三十岁及二十六岁;普鲁东(Andre Breton)二十八岁那年便提出〈超现实主义宣言〉了;虽则梵谷(Vincent van Vogh)三十七岁、蒙迪里亚尼(Amadeo Modigliani)三十五岁和希勒(Egon Schile)二十八岁就不幸与世长辞,他们却留给全人类一笔无法计量的文化遗产……等等。

姑且不论上述的类比客观与否,我们无非想要借此说明一点:艺术的成就,完全无关一名创作者的年纪。

相对之下,“young contemporary artist”的身份标签却是近乎可耻的! 试想想:一方面,我们往往对于某些长辈长期垄断了公共性的文化/艺术资源,例如:他们享有历史叙事的话语权,获得国外考察和展览的代表权,等等,莫不是满腹牢骚,叽哩咕噜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躲在区隔化的平台上,装腔作态、孤芳自赏,压根儿不敢跟他们同场较劲。

年轻,难道就是一道护身符吗?也就是说:对于艺术实践的不到位,大家似乎都应当宽容之待,并且予以无条件的包庇?

如果我们依然相信意识型态的批判,不必赘言,首先就需要针对上述的思想幼稚病进行严厉的自我批判。丧失了前卫的反叛性格,当代艺术家唯有将自己时时保持在如此气压下的临界点,年轻──酷!

* 原文分五次刊载于《东方日报·名家》作者专栏“艺文风景”,原题为〈即是手段,亦是目的〉(2006年8月3日)、〈写在YCA群展之后〉(上下篇,2006年8月8及9日)、〈关于YCA群展的两个问题〉(上下篇,2006年8月18及19日)、〈新生力量的蠢动〉(2006年8月27日)与〈新生力量的蠢动(续篇)〉(2006年9月2日);现略经润饰、修正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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